我于1964年8月畢業于貴州工學院化工系有機合成專業，屬化工部統一分配到保定電影膠片廠(中國樂凱集團公司前身)工作。至2005年離開工作崗位，工作41年。

　　前20年搞科研，在研究所從事彩色電影膠片配方研制、生產和質量改進;

　　之后調生產單位，從事膠片生產和管理10年;

　　其余11年，從事質量檢驗、質量管理工作。

　　我的一生中從22歲—63歲，我的青春年華、我的中年壯年，都投身于樂凱事業，現年76歲的我，回顧這段工作經歷，心中泛起對樂凱的無限眷戀和深情，如果要詳細記錄這41年的樂凱情結，可能內容太多、篇幅太長，我想以幾個節點來表達我的樂凱情愫。

　　一.文革中搞科研 生產

　　1966年我在研究所彩色片配方組工作，主任程樹楠，組長王蘭，組員石鍳、于忠良、張秀茹和我。文革初期一夜之間大字報鋪天蓋地，研究所四層樓的樓梯、走廊貼滿了大字報，大樓外的樹與樹之間拉上繩子也掛滿了大字報，人們也不工作也不搞科研了，都去看大字報了，不看還不行(大字報內容就不談了)，工作、科研處于半癱瘓狀態!知識分子自然也就成了“臭老九”，是被批判的對象。

　　不久“臭老九”們，下放廠部“五七干校”，從研究所下放的“臭老九”們不準進研究所大樓，有一件小事記憶猶新，“臭老九”們勞動一天，汗流浹背允許在下班前一小時去洗澡，路過研究所樓下，程樹楠在樓下一個個叫，“王蘭、石鍳、于忠良…..我毛巾忘在樓上了，幫我丟下來”，他本人就不敢進樓去拿毛巾，待我們洗完澡路過研究所大樓時，他還筋疲力盡坐在臺階上說：“他們可能都在暗室聽不見”。之后，來了一位男“臭老九”說：“用我的毛巾快洗去吧”，總算解決了問題。

　　廠部“五七干校”在老1號機的舊廠房內，除了勞動就是學習，“臭老九”們按小組分配工種，如：有喂豬的、有做豆腐的、有植樹的、有做環衛工作的……。學習當然是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資料、自我批判及寫大字報……。相對比較，勞動是愉快、輕松的，大家一邊勞動一邊說說笑笑;學習就有壓力了，得用心領會精神，尤其是自我批判、寫大字報簡直就是一種負擔……。當時的“臭老九”們是看不到自己的命運和前途的，“五七干校”要呆多久啊，還能回到工作崗位嗎?誰也不知道，迷迷瞪瞪的熬日子。

　　作為我——當時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很想回到研究所搞科研、做實驗，但不可能啊!無奈且迷茫……。

　　言歸正傳，突然有一天通知一批人回研究所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得到通知的人自然內心興高采烈，但這種情緒只能隱藏在心中，表面仍然平靜如水;未得到通知的人自然內心翻江倒海，這種情緒也只能隱藏在心中，表面依然平靜如水，但卻看到了希望，也許會分期分批回到工作崗位，但愿下批有自己。

　　回到研究所才知道，因八個樣板戲必須用國產彩色電影膠片制作，立即調回科研人員進行研制，這是政治任務必須按時完成，越快越好，突然增加了思想壓力但心情卻是愉快的。

　　開始只是幾個人搞水溶性彩色底片、彩色正片的研發，隨著工作量的增加，搞配方的“臭老九”也陸續回到研究所，分小組進行彩色底片、彩色正片、彩色中間片、彩色反轉片的研發工作。

　　各小組成立后，小組長必須是工人稱為“參沙子”，即在知識分子中加入工人階級。

　　我當時分配在彩色正片組，組長趙恒祥(工人)，組員許吉林、詹先琦和我(均為知識分子)。

　　各小組人員都不多大約4、5個人為一個研發小組，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每天都自覺地工作到晚上10點左右，有時還需要到半夜甚至凌晨，只要工作需要加班加點沒人計較，毫無怨言，大家心里裝的都是工作。實驗的過程往往都比較長，在3、5個人的小組內分兩班倒，每班工作10小時左右，有時需要就連軸轉，一天除了幾小時睡覺及吃飯，都在工作，沒有人記工作時間、沒有人記加班時間，只要工作需要就全身心投入，絕不含糊，都年輕、身體好、頂得住，當時多半人員都是單身，吃飯多在廠里。

　　當時組內業務氣氛非常民主、和諧，討論工作時都暢所欲言，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智慧、能力，為了配方的組成成分及合理性，每個人都查資料、反復計算配方組成成分，將結果集中分析、對比，排列組合，群策群力優化出最佳配方方案，再通過實驗來驗證，如果實驗結果符合預想，需要反復驗證幾次一致，才算成功;反之也要驗證、確認失敗。當然，兩者在實驗過程中心情完全是不一樣的。

　　工作在循序漸進、緊張有序、全身心投入的過程中，基本遺忘了當時社會還處在水深火熱的文革運動中，廠外派系林立、武斗熱火朝天(保定是全國聞名的武斗重災區)，時有在武斗中獻身、流彈進入家中的消息傳入耳中，幸運的是中央英明果斷，早派防化兵對工廠進行了軍管、8341部隊警衛，確保了廠區安全。我們才能無后顧之憂、安心工作。雖然當時社會上文革如火如荼，保定電影膠片廠的廠區內猶如世外桃源，無武斗、安全、正常、有序，讓人安心、踏實。

　　但廠區內還是有派系，文革還在開展，雖無武斗卻有文斗，大字報、批判會、專案組仍有，但每個單位、車間都有軍代表，密切注意著各單位的思想動態，研究所的軍代表是趙**。軍管會一把手卞克強主任、軍管會劉振平副主任，他倆經常到我們小組來，聽我們討論工作、分析曲線等等，久而久之他們也能說出點道道來。

　　當時化工部也非常重視彩色片攻關，部里經常派侯國柱、朱光偉來我們小組詢問和檢查工作進度，大家混得很熟將侯國柱叫侯專員，他也欣然接受。

　　突然有一天實驗室門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內容：”只低頭看曲線，不抬頭看路線” ，當時被叫做“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猶如驚弓之鳥、膽戰心驚、低頭不語，一幅等著接受批判的心態，恰在此時卞克強主任到來，看了大字報一揮手扯下、撕碎，丟進垃圾桶，說：“誰寫的來找我”，并對大家說：“沒事，干你們的”。頓時“臭老九”們，如卸負重、輕松自如，心中吃了一顆“定心丸”。自然工作更加努力、勤奮了，再也不受外界干擾了。

　　配方研制在實驗室過程中需要進行：乳化、一成熟——水洗——二成熟——冷藏——熔化——加入涂布補加劑——涂布——膠片整理(裁切、打孔)——膠片應用檢驗;其中每個步驟都有相應的檢驗和標準，達到要求指標方能進入下一步。最后一步膠片應用檢驗，需要洗印加工出拷貝。

　　當時廠里沒有洗印加工設備，故膠片應用檢驗需要到相關單位進行，如：北京電影洗印廠、八一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技術廠、西安電影制片廠、珠江電影制片廠、峨眉電影制片廠等單位配合進行膠片應用檢驗，來來往往大家都很熟悉了。應用檢驗中會發現一些問題，返回廠時帶回拷貝及問題，再診對問題進行試驗改進，再送相關單位進行應用檢驗，如此反復進行直到應用單位認可。方可中試放量生產，中試產品再送相關單位進行應用檢驗，直到認可。才能到生產車間進行小批量生產，再逐步批量生產。

　　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歷經了由實驗室小試——中試——生產車間過渡(試生產)——小批量生產——批量生產全過程。

　　在生產車間過渡(試生產)之前，生產配方必須經過廠生產科組織配方組科研人員、生產單位進行匯簽，即科研人員需提供配方組成、特點、需用原材料及工藝要求;生產單位需確認車間工藝、設備是否符合配方要求，雙方認可后，需生產科、配方組、生產單位三方匯簽，方可在車間過渡試生產。

　　在試生產過程中配方組人員必須到生產車間跟班生產，一則確保生產過程中配方實施準確無誤(包括工藝過程及操作、工藝參數及控制、原材料的種類及用量等等);二則及時發現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需要配方改進以適應車間生產工藝的地方等等。

　　終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國有了自己的彩色電影正片，首先用于制作八個樣板戲的拷貝。帶有政治色彩的科研、生產任務終于圓滿完成。之后國產彩色電影正片轉入生產、質量改進的重點工作中，也一度成為我廠的“吃飯”產品。

　　二.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廠里的“吃飯”產品

　　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投產后，我們彩色正片小組又接受了研發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科研任務，隨著生產、科研任務的增加，小組成員也增加并多次變化，除原來的詹先琦和我還在小組之外，又增加了齊玉山、張迎祥、***、高淑珍、張寶珍、張鎖榮等人。小組成員一方面搞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研制：以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乳劑為基礎，將水溶性成色劑更換為油溶性成色劑，其間主要任務是尋找溶解油溶性成色劑的有機溶劑及研制油乳的分散配方。另一方面還承擔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生產和質量改進的任務。

　　隨著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生產量不斷上升，隨之而來的原材料換批號的質量鑒定、生產中遇到問題的解決、質量的改進和提高，有著大量的工作需要專人確保;同時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科研任務也需要專人去做。在同一個小組內承擔這兩項工作，就必然存在科研與生產、油溶與水溶交叉作業，還有可能互相影響和牽制。根據現實的情況，研究所領導聽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見，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決定將一個小組分為兩個小組：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和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

　　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組長黃德敏 組員高淑珍、張寶珍、張鎖榮;

　　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組長齊玉山 組員詹先琦、張迎祥、***。

　　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主要任務：

　　1)確保車間正常生產、配合車間解決生產現場出現的質量問題;

　　2)對生產配方進行換膠、成色劑及原材料更換批號的質量檢驗、鑒定工作;

　　3)為配方改進、提高質量做儲備工作;

　　由于市場的需求量逐年增加，該品種的生產量也逐年提高，小組的成員也逐漸增多如：王磊、顧乃章、高波、寇慶林、夏柳燕等都陸續成為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成員。

　　當時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成為廠里產量最大、盈利最多的生產品種，被職工稱為全廠的“吃飯”產品。

　　在歷年的同品種行業評比中連續奪冠，并多次榮獲部、市、省級優秀產品稱號。

　　工作是繁重的、辛勞的，然而心情卻是愉快的，每天都忙碌著、開心著，干著自己愿意干的事，不計加班加點，尤其生產車間需要時，不管白天黑夜隨叫隨到，記得有一次半夜有人敲我家門，“黃工，車間生產有事，車間領導讓我帶你(即用自行車馱我)到廠里去”。我隔著門說：“好，我穿衣服，你到樓下等我”，我下樓后就坐在他自行車后衣架上，他帶上我一直到生產車間門口，我直接就去了車間技術組，待處理完問題后，我說：“剛才是誰帶我來的，還帶我回去吧!”，大家笑了，說：“誰帶你都不知道，你就跟著走，半夜三更把你帶去賣了，你都不知道”，大家哈哈一樂!

　　還有一次，我愛人出差回來，等到晚上10點多，也不見我回家，就到廠里找我(當年家里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到研究所一樓遇見馬延秀(研究所空調工，住在研究所一樓，夜晚就值班)就詢問我，馬延秀說：“都下班了，沒有人。你到2號機看看”。我愛人到2號機問門口值班人員，值班人員說：“看見她進車間了，但在哪個崗位不好找，要不我去給你找”，我愛人說：“不用了，在車間就行”，便獨自回家了。其實，對于我們的加班加點他也習慣了。這次是剛出差回來，等到很晚了不知我在哪里，故才到廠里去找。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全國很多地方都建膠片廠，比較知名的如：無錫電影膠片廠、遼源電影膠片廠……等等，當時稱為“兄弟單位”。為了協助這些單位盡快投產，我受廠里派遣到“兄弟單位”幫助研制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配方，其后又多次到“兄弟單位”幫助解決生產問題。有的“兄弟單位”高薪高職聘請我，我婉言相謝，我怎么能舍得離開培養我的膠片廠呢?我對膠片廠有著深深的情感，如果我是一粒種子，膠片廠就是沃土。之后，二膠、廈門廠都相邀我前去，但我真的舍不得離開我深深扎根的沃土。

　　三.與技術引進的新3號機結緣

　　1989年當時我在膠片部，主管膠片部的乳劑、涂布、整理的生產管理、質量控制、質量管理工作及產品的質量分析和總結。突然李玉堯副廠長找我談話，調我去新引進的3號機工作，我沒有同意，之后又找我談話一次，告訴我這是廠部研究決定的，我仍然沒有去，并非我不執行廠部的決定，而是因為3號機是技術引進的新車間，工藝流程、設備都比1、2號機及老3號機先進，而且采用了先進的計算機及自動控制系統，這些都是膠片部其它三個乳劑涂布車間無法相比的，我是文革前的大學生，計算機及自動控制沒有學習過很生疏;更重要的是，當時3號機組建選拔技術人員時，都是要年輕的大學生，年齡都在20多歲，多半還是單身，而我當時已經47歲，不管知識結構和年齡我都無法與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年輕人相比，自我感覺無力勝任，婉約相拒。

　　沒有想到的是陳兆初廠長找我談話，向我講述3號機對于膠片廠發展、前途的重要性，并告訴我讓我去，并非要我在技術、生產上做多大貢獻，而是讓我帶帶年輕人，讓他們學學老知識分子是如何工作的，看看老知識分子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我當時覺得壓力更大了，知識、業務上不如年輕人，還要我帶他們，這工作怎么進行?作為一把手的陳兆初廠長已經找我談了話，我心里清楚這事沒有回旋余地了。我只能表示那就試試看。廠長說讓我到技術組當組長。我說技術組我去，但我不能當組長，技術上我不如年輕人，我還要向他們學習。廠長表示理解，并說有什么問題可以直接找他。如此，我便硬著頭皮到了3號機技術組。

　　當時3號機主任是馬少彬，技術組組長張靜，成員有張建恒、張弼時、楊華、譚晉、***、孫榮波、史秀紅，都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其中孫榮波、史秀紅和我都是屬馬，可我比孫榮波大一輪12歲，我比史秀紅大兩輪24歲，其他成員年齡大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

　　既然去了我就給自己定下原則，業務上必須向年輕人學習，工作上仍按我的工作習慣和作風去工作。當時主任沒有給我安排任何工作，我沒有任何具體的業務，于是我就自己安排先到各崗位學習，一方面熟悉配方一方面熟悉操作，了解設備和工藝，遇到現場弄不明白的問題，我就回技術組向相關的技術人員請教，漸漸地我就與崗位操作工熟悉了，與年輕的技術人員也相處和諧，并向他們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和技能，也讓我很快掌握了新工藝、新技術，幫助我適應了工作的需要，大家在一起工作心情很放松、愉快、開心，我也漸漸忘記了年齡的差距，感覺自己也年輕了。我也非常感謝3號機的年輕人，是他們讓我的知識得到更新和提高，是他們讓我心態年輕化，回想這一段經歷，還是很值得留戀的。

　　新3號機的工作是繁重的，承擔了三彩(彩色膠卷、彩色相紙、彩色正片)全部的生產任務，三個品種輪流生產，更換品種需要徹底做衛生、檢查設備、儀表、電氣、空調系統維護、確認等，往往只給一個班的時間(8小時)。技術組更忙于配方分解、工藝參數制定、原材料備料、小量試驗配合等等大量生產前的準備工作。

　　生產順利，大家就按部就班各行其職。一旦出現事故或質量問題，就必須全力以赴開會、討論、分析問題、尋找原因，生產處、配方組、車間技術組人員，必要時廠領導、總工也親臨現場，群策群力、充分發揮己見，或協商處理辦法或商討試驗方案，技術人員都自覺跟班，工人有三班倒輪班進行，技術人員必須在處理或試驗過程中一跟到底，直到得出結果。自覺性都是在責任心的驅使下進行，沒有人記加班加點、沒有人記報酬，這就是那時樂凱人的精神狀態、工作態度、工作作風。

　　1991—1996年我從3號機調涂布分廠擔任副廠長;

　　1996—1998年我調公司質量處擔任副處長;

　　1998年退休后返聘至2005年，離開工作崗位開始享受退休生活。

　　我今年76歲與樂凱結緣41年，我勤勤懇懇為樂凱事業貢獻了智慧、年華，無怨無悔;樂凱對我的認同、首肯，我心存感激!

　　樂凱是我一生的惦念和牽掛，記憶是難忘而雋永的，不忘初心，祝愿樂凱事業永存!人生若有來世，我愿再與樂凱結緣!